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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张明扬:乾隆的辩护书(上)  

2015-09-25 11:36:4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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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扬:乾隆的辩护书(上)

—— 读《乾隆帝》

【当我们谈论乾隆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叙述中,作为盛世之君的乾隆帝已很难说是一个正面形象。说到乾隆,最常出现的无非是三个关键词:文字狱、闭关自守、盛世。前两个词自然是贬义词,几乎是作为乾隆最大的历史污点共同存在,在当下最流行的叙述中,乾隆无疑是一个文化专制主义者,同时又在晚年拒绝了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这两点共同构成了中国被近现代世界抛弃以致沦落于亡国灭种边缘的主因。

而盛世呢,拜托,你真的确定这在我们的语境中还是一个褒义词么?更何况,乾隆的盛世被视为大清朝由盛转衰的节点,乾隆的公众形象与其说是一个盛世之君更不若说是一个终结盛世的败家子。再直白点说,即使盛世是一个褒义词,但和乾隆拉上边的盛世却绝对是一个贬义词,前面还要加上若干的定语:万马齐喑的盛世、文化专制的盛世、饥饿的盛世、最后的盛世。

在当下的中国知识界和公共舆论中,敢于站出来公开为乾隆辩护,将乾隆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叙述的,绝对是异类中的异类。如果刻薄点的话,清宫剧可能是乾隆的最后舆论阵地了,而这当然是知识界不屑一顾的。可以这么说,批判乾隆寄托了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界对于当下公共生活的一些不满和影射,这作为一种最大的政治正确,除了个别同样有着影射情怀的体制内学者之外,是无人会去予以挑战的。我视野中仅见的一次挑战是高王凌先生那本号称重写乾隆史的《乾隆十三年》,尽管高先生在剖析乾隆是否是一个专制帝王上颇有新见,但笔触仍然是谨慎和克制的。

美国人欧立德先生自然是不必理会中国人的政治正确的,在最近出版的中译本《乾隆帝》一书中,欧立德正是作为这样的一位挑战者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乾隆的一位辩护人。作为历史的当事人,乾隆应该享有的这样的权利。

对于乾隆,欧立德先生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以算作欧先生对以上所谓乾隆时代对外封闭的一个回击。事实上,本书的第八章就是为了这个问题而生:《清代的中国与世界》,在欧立德看来,在历史书写中,将乾隆时代的中国置于与世界隔绝的孤立状态,是陈旧而又盲目的,甚至是荒诞的,乾隆治下的清代中国实施上通过诸多方式在经济、文化、政治层面以及某些学术领域内都很好参与了全球历史的发展。而在英文版序言中,欧立德一开始就提及了所谓的全球共时性现象,即中国的18世纪和欧洲的18世纪颇为相似

【为对外封闭申辩】

1793年英国马戛尓尼使团的铩羽而归,是乾隆时代对外封闭的一个最大论据。毕竟,乾隆断然拒绝了英国使团的自由贸易要求,放弃了与工业文明的接轨的机会,正如张宏杰先生在《饥饿的盛世》中所说,他(乾隆)错过了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对于这一指控,欧立德并没有回避。

无疑,乾隆对马戛尓尼使团自由贸易的诉求的态度是傲慢的,他在给英国国王的正式回复中表示了对英国货的不屑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然从不贵奇巧,并无需尔国制办物件。但在欧立德看来,这很可能是乾隆被引用最多,也是被误解最多的一句话。欧立德认为,乾隆很清楚地知道中英贸易的重要性,如此的措辞或许是要刻意淡化清朝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对清朝的实际重要性。而目的呢,很可能是为了不要让马戛尓尼挟洋自重,从而进一步施加自由贸易的外交压力。

在乾隆时代,中国大约七分之一的茶叶都出口到了英国,每年的丝绸出口额也达到了100万两白银左右。在乾隆后期,中英贸易仅仅直接贡献给乾隆私人银库的收益每年至少都有85万两白银,欧立德认为,乾隆没有蠢到会采取某些行动来影响他的可观收入。事实上,乾隆统治中期曾实行过禁止丝绸出口的禁令,但在发现禁令对蚕农和纺纱工人的生计的负面影响之后,乾隆迅速改弦易张,还给出了高度具备现代经济意识的解释,直指禁运是双输行为徒立出洋之禁……是无益于外洋,而更有损于民计。又何如照旧驰禁,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尤为通商便民乎

就乾隆个人而言,英国货对他来说绝不是他口中的大话不贵奇巧,并无需尔国制办物件,相反,如欧立德所说,乾隆还是一个西方玻璃和钟表的爱好者。事实上,乾隆早在即位前就写诗称赞玻璃窗的诗,西洋奇货无不有,玻璃皎洁修且厚,即位后就首次为紫禁城的窗户装上了玻璃。

对于乾隆对外封闭另一个指控是他对于外部世界的无知,而证据看上去也很铁证,他在接见马戛尓尼时曾问出了非常著名的幼稚问题,诸如英国距离俄罗斯有多远,他们关系是够友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够距离英国不远,是否像英国朝贡,很显然,一个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问出如此常识级的世界地理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说都是可笑的。

对此,欧立德的辩护不但是耳目一新,并且可能是很有力的。他表示,乾隆对于西方地理是非常熟悉的,他不可能不知那些常识级的地理问题,他甚至还专门让传教士蒋友仁在圆明园的一座大殿墙上曾经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更让我震惊的是,欧立德称,乾隆对国际时势也并非一无所知,远不是什么沉溺于天朝大国迷梦中的昏昧君主,他甚至知道法国爆发了大革命。事实上,马戛尓尼访华的1793年,正是路易十六被处决的那一年。

那么,乾隆为什么在接见马戛尓尼时问出那么些可笑问题呢?欧立德认为,乾隆一再提出这样幼稚的问题,很可能是故意为之,或者这么说,是乾隆的一种故意贬低对手的政治策略,希望给马戛尓尼留下一个伟大的大清帝国不可能对遥远的小岛国家英国有任何兴趣。欧立德的这一说法在现实生活中显然是广泛存在的,一位高官或者一位巨富通常用这一策略来羞辱对手,以看似幼稚的设问来提醒双方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地位差距。

按照欧立德的逻辑,或许可以这样推论下去,乾隆对英国自由贸易诉求的拒绝,与其说出于无知,出于对西方世界和贸易重要性的无知,更不若说是决策失误。乾隆知道英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贸易有多么重要,甚至很清楚英国海军的海上优势和制海权(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驶,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但他仍然错误地拒绝了英国使团,这就好比,他虽然清楚英国海军优势,但应对方法不是进取性的发展海军,而是放弃海权,紧守陆权。也就是说,在乾隆身上或许存在眼光局限或者自负等问题,但他绝不是一个对外部世界的无知者。

好吧,我承认乾隆不是一个无知者,仅是一个决策失误者,但欧立德先生却还想把他的辩护再进一步。在欧立德看来,马戛尓尼来华的时机简直是一出悲剧,不仅赶上了乾隆的年岁已高(83岁),无力对新事物作出变革式的反应;而且乾隆朝正陷入党派之争当中,政治氛围不适合进行激进的的观念转变。欧立德甚至推断说,如果马戛尓尼早来二十年,或者晚来十年,清朝的政治情势没有如此极端,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也很同意欧立德的一个看法,当一个国家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且拥有空前的财富时,自信的君王是很难有变革动力的,与欧洲的君主相比,乾隆朝没有经历过文化危机,也没有经历过经济或政治灾难,而这些往往是政治或经济模式自觉转变的推动力。很显然,欧立德认为乾隆的自信是有强大支撑的,当时大清朝的国力从各方面来说都是首屈一指,而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比较理解乾隆为何无法预见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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